1998年，经文物局的朋友协助，征集到一部清末红格写本法律类书籍，现存二十册，封面每册编序号，为一－十、十二－二十一；无第十一册，知非足本，半页九行，行二十五字，每册五十－六十页不等。总计约有五十余万字，全书大部分用清末北京“宝文斋”红格纸抄写，字迹，工整清秀。经文物局当时接触过此书的同志回忆，此书可能是在文革中“文管会”存放过一段时间，其书皮与装订形式与沈家本诸藏本近似。故当时疑为“沈家本稿本”。
后将此书原件转付沈氏后人、法学古籍专家沈厚铎教授进行鉴定，沈厚铎先生研究后指出，此书不是沈家本作品，似当为薛允升的遗稿，且极富研究价值，并告之薛氏遗稿晚清时即由薛氏后人全部交给沈家本加以整理，且薛的后事由沈家本一手经办，二者有师生之谊也。
稍后，将此书送至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，经专家将该所藏沈家本遗稿逐一核对，排除了此书为沈氏著作的可能，但分析判断，此书与薛允升《唐明律合编》一书风格及编纂方式极为相近。
在这之后，复将此书与最初的发现者查对，原来此书中夹有不少“批条”，其中红色者录有上谕，白色纸条记录抄录的姓名及作者校勘，其上有“长安薛”字样。从而初步认定此即为薛允升的遗稿之一。
本文作者再与中国政法大学马志冰博士一起研究，推知此书当在薛氏著《读例存疑》之后，并晚于《唐明律合编》，其著作年代大约在光绪中期。薛氏于光绪初入刑部，十九年（1893）左授，前后主刑部事，至光绪廿三年（1897年）九月降宗人府丞，故此书最迟应成于薛氏降任之前。书中常见：“臣部、臣按、愚按”等语，可见其称“臣部”者，当为主刑部时而言，而“愚按”等语，与《唐明律合编》相互印证。
薛允升一生全部著作目前尚不清晰，其遗著中《读例存疑》曾经沈家本交清末律例馆出版。另外薛氏的名著《唐明律合编》于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经由徐世昌刻版刊布，始为他人所知。
此外，薛氏作品见于记录的尚有《服制备考》四卷，《汉律决事比》四卷，及记录《汇编》一部。由于薛氏获罪降职，身后萧条，这些作品在晚清沈家本整理薛允升遗物时，已认为“在若存若亡之间”，只是盼望他的遗稿能被后人发现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已故的著名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，偶然在某书肆架上发现一部布满尘土的残稿本，其内容大部分是讲述“服制”的，题有“长安薛”字样，经顾廷龙先生考证，确为薛氏《服制备考》稿本。此时薛氏的另一部手稿《汉律决事比》，也为当时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得（详见《图书季刊》第二卷，1935年6月，顾廷龙《薛允升遗稿〈服制备考〉发现始末》）。可惜，顾先生没有能够将他发现的《服制备考》加以整理出版。
另外一部薛氏手稿旧题《汇编》，内容不清，百余年来不为世人所见。直到此次获这一部薛氏手稿，方睹其面目。盖此即沈家本等人所称之《汇编》，现存书稿自“八议”起至“刑部”止，其内容为将唐、明、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部分法律条文加以汇辑比较，实为继其《唐明律合编》之后的又一部力著，且其内容较《唐明律合编》更为详实，实为我传统法律著作的精华巨著。
对于薛允升在法学上的成就，沈家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称之为“洵律学之大成，而读律者之圭臬”，“长安薛云阶大司寇，自官西曹，即研精律学，于历代之沿革，穷源竞委，观其会通，凡今律今例之可疑者，逐条为之考度，其彼此抵牾及先后歧异者，言之尤详”（沈家本《寄?文存》卷六《读例存疑》序）。
《唐明律合编》是薛允升将《唐律疏义》与《明律》两书所作的比较研究，首先注明《唐律》及长孙无忌《疏义》，然后排列相应的《明律》内容。随即分析二者之渊源，并比较二者之宽严得失，被后人鉴为清代律学的集大成之作。
此次发现的《汇编》写作方法与《唐明律合编》同出一辙，唯其先简略列有《唐律》及《疏义》的要义，不列《明律》正文，只比较二者之轻重宽严，其后大量排列清代的律文及例文，并叙述其源流发展，继而分析清代律例的得失。所引清代各朝之例文，自顺治、康熙直到同治，条理分明，论述严谨。今日学者认为沈家本是我国近代法学起源的开山者，那么，薛允升的这部《汇编》，堪称中国传统法学的终结巨著。
此书原作著录为《汇编》，大体表示了作者将唐、明、清三代的法律汇辑比较之意，且以研究清代律例发展为主，征引唐、明两律，只是论及渊源发展。或者此即是薛允升在继《唐明律合编》之后的姊妹篇。考虑到在古籍中称为《汇编》的作品较多，为了读者便于利用，此次将这部手稿定名为《唐明清三律汇编》。
当年顾廷龙先生发现的《服制备考》，今不知所藏，30年代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，实为日本人与罗振玉等所为，《汉律决事比》稿本，或为日人掠去，今不知所终，唯此次发现之《汇编》幸存于天壤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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